按照他们的想法，这个时候，就应当是上天人三策的董仲舒登场了。
《大学》有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应该说，《学而篇》给人们提供了修身的门径。
当然，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能够懂得学习的重要性，能够区分学习的主次性，能够体认学习的长期性，那么所谓君子的修身为体识见及其相应要求就可以落到实处，就能够真正养成温、良、恭、俭、让的完美人格，真正养成敏于事而慎于言的优秀素质，从而最终实现理想化修身的人生至高境界。使修已安人的理想转化为现实，使修身为本的追求变得具有可操作性。富贵之人，锦衣玉食，权势炽热，趾高气扬，忘乎所以，最容易逾越制度，率意妄为——君不见，就在今天，我们还不是动辄听到那些官二代富二代在那里神气活现，大声吆喝我爸是李刚我爸就是国法吗？可见，孔子言贫而乐，富而有礼，是何等的深刻，实具有超越时空的启迪意义，而且更为高明的是，孔子这番话也区分了不同阶层之人修身进德的各自侧重，贫穷之人重点应在追求乐观、达观之上。由此可见，《学而篇》以修身为首要之务，以学习为修身的根本途径，不是偶然的，孔子与儒门实有其深意存焉。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这八大纲目中，又以修身为本。这里讨论的启蒙，与本文讨论的启蒙之间是这样一种关联：人们在启蒙之前固有一种旧的主体性——前现代的臣民人格，而在启蒙之后则获得一种新的主体性——现代性的公民人格。
这些先知者，通常都是知识人，诸如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时期的诸子，第二次社会大转型中的学者。确实，早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的启蒙便已发生。较之帝国后期的儒家启蒙，这个时期的儒家启蒙具有了更为鲜明的现代价值取向。[4]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5页。
（3）法理权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基于理性法律程序的权力认同），这是韦伯最为赞赏的，其实就是现代性的法制化的权力认同。因此，可以明确一点：启蒙与现代性密切相关，所以所谓反思启蒙与反思现代性密切相关。
维新儒学不仅从形而下的政治层面的立宪追溯到形而上的根据，而且尤其涉及了作为启蒙与现代性的核心的个体问题。我曾说过，民粹主义（populism）其实并非什么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情绪，因而可以与任何主义结合，包括与极权主义结合。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78]。儒家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偕行的，所以才会有王权时代的列国儒学，有皇权时代的帝国儒学，有走向民权时代的现代新儒学。
[2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前言的注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因此，启蒙运动往往被叙述为阶级斗争、阶级解放。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必须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后者在道德上是否有权存在，能够而且应当以其是否推进人权事业为判断依据。
而我们注意到，目前一些儒家恰恰抱有这样的特殊主义企图。事实正好相反：启蒙承诺所要解放的人，恰恰是作为个体的主体，而不是什么交互主体。
注释： [1]儒家启蒙主义是由美国华裔学者薛涌最早提出的，作为对中国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80年代的新启蒙两次启蒙运动的反思，参见薛涌：《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11] 这个启蒙除了自由，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一切可以称作自由的东西，最无害的就是这个东西，即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极权主义并不是前现代的或原教旨主义的现象，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但不正常的现象。[7]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启蒙是儒家主导的，即是儒家的启蒙。为了中国人的解放，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政治观念体系必须作为启蒙的祛魅对象，接受理性的批判。这里将真正的儒家视为启蒙的积极主体，并不意味着其他各家各派就不能成为启蒙的主体。至于有利于刑徒，以解脱桎梏，则是《周易》作为占筮之书的特点，即是针对求卦之人所问的具体问题而言的。
……明清早期启蒙学术的萌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开端，作为中国式的现代价值理想的内在历史根芽，乃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陈独秀《敬告青年》号召青年以孔子为楷模：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
[74]陈独秀：《敬告青年》，原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见《李大钊全集》第1册，第246页。
[36]王女是指的女萝，又名唐蒙，常常依附缠绕生长于松树上，如《诗经·小雅·頍弁》说茑与女萝，施于松柏[37]，所以又名松萝。但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依然严重地滞后，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抱持着中华帝国的观念形态： （2）中华帝国意识形态。
为此，首先必须澄清启蒙的概念，即康德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启蒙[9]。西学的传入起过引发的作用，但仅是外来的助因。[71]蒋孝军：《群与独：个体性问题——康有为政治儒学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12]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4页。
3.启蒙的积极主体：儒家 这里所说的作为启蒙的积极主体的儒家，不是说的历史上的所有儒家。[59] 然而，帝国时代的儒家心学，其来甚远，可以提到：南宋的王频、吕祖谦、陆九渊、杨简等人。
……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乃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你看见了我的《说儒》篇吗？那是很重视孔子的历史地位的。
去掉蒙蔽，带来光明，这正好与西语enlightenment（照亮、启蒙）的含义对应。限于篇幅，我们这里简单列举南宋以来的一些儒家人物的名字，他们的思想中或多或少具有现代性启蒙的因素：南宋的胡安国、郑樵、胡宏、杨万里、薛季宣、唐仲友、陈傅良、陈亮、叶适、黄震等人。
而汉语的启蒙却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46]黄玉顺：《国民政治儒学——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东岳论丛》2015年第11期。[81] 笔者认为，这些人物或多或少亦可以称之为儒家，正如贺麟所说，他们表面上好象在反对儒家思想，而骨子正代表了儒家思想，实际上反促进了儒家思想[82]。有一些人特别具有敏锐的感悟能力，如艺术家、记者、思想家等，他们率先听见生活的河水洋洋，北流活活[53]。
元代的谢应芳、刘基等人。儒家真正的秉性乃是匹夫不可夺志[57]、与时偕行[58]、损益变革的精神。
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34]《周易·蒙卦》：初六：发蒙。
由于意识形态立场的限制，没有明确地提出儒家的启蒙概念。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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